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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幾天，騰訊正式推出了研發多時的新聞寫作機器人，在其撰寫的每篇文章最后，有以下一行注釋：“Dreamwriter，騰訊財經開發的自動化新聞寫作機器人，根據算法在第一時間自動生成稿件，瞬時輸出分析和研判，一分鐘內將重要資訊和解讀送達用戶。”

有些吃驚，不過倒還屬情理之中，畢竟關于技術對新聞行業的入侵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資訊傳達本身正越來越不需要人，或者是作為中介的媒體參與。依托于大量信息收集和數據分析技術，機器完全可以取代人類，完成資訊的傳達，部分新聞的創作和編輯的工作，由此，相當大部分的記者、編輯正面臨失業的窘境。正如元淦恭所說，“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除了深度的調查報道和特稿以外，消息這種傳統的新聞形態，將逐漸不需要記者的介入，這是個不可逆的大趨勢。這是互聯網對新聞業整體性的顛覆導致的。”

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比方說，雖然依托人力進行建模和新聞搜集，但彭博終端機的出現，早已展示了技術的巨大優勢：當其他傳統媒體仍依托于記者的個人力量去搜尋信息時，彭博終端機早已在第一時間獲取全球最快速的新聞資源，加以分析整理，最終展現在客戶面前。而隨著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的發展，人工智能技術在理解人類行為的進一步加深，包括人力建模和深度數據分析，都有可能通過技術完成；而這在認知科學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騰訊機器人的出現，只是這種新聞“機器化”趨勢的進一步深化而已。

信息化給新聞行業帶來的重新洗牌，效果顯而易見，這在某種程度上不是一件壞事，畢竟原創性、深度報道的重要性作為媒體人本應有的核心競爭力將被重新強調；但于此同時，信息的高度暢通，未來技術對這方面的進一步滲透，都很可能，甚至已經導致了高質量信息的逐步廉價，內容制作最終可能真的就只能成為大數據時代下，依托某種“情懷”才能存活的“手工活”。

而在中國，從古到今，懂得技術活的“匠人”們，一般無論收入，還是社會地位都非常低。

但除此之外，我所關注的新聞行業中所謂的技術化、互聯網化趨勢，似乎更應該是某種單一邏輯導向的趨勢。

2.技術對于新聞行業的影響，除了所謂的“去中介化”外，可能還暗含著某種更為本質的趨勢，這涉及到了人的思維模式：新聞、信息環境的進一步市場化，以及由此產生的描述邏輯單一化。

技術源于人類思維，卻在不斷簡化著人類思維。因為技術產生于人的惰性需求，而當有一臺機器可以代替人類完成思考后，人類將不再熱衷于反思，正如人類在有了交通工具后變得不愛走路一樣。

而一旦人類對思考的喜愛最終都服從于機器的邏輯時，那么機器制造者的思想邏輯，就很有可能形成話語霸權，主導人類思維的走向。而顯然，無論是彭博終端機，還是騰訊機器人，其建立者的主體邏輯，顯然還是商業邏輯和市場邏輯。

所以很顯然，這種在表象看來是互聯網技術帶來的改變，本質上，還是商業邏輯和市場邏輯的必然結果。

3.而關于市場化對新聞、信息和內容行業帶來的另一項重大影響，則和某些自稱為“文化人”的群體，逐步服從和服務于商業邏輯，而拋棄了原有的思維模式。

很多人會覺得不可理解，畢竟從學者，到公知，再到媒體，都無時無刻不在宣傳著所謂“全球化”、“多元化”、“后現代”的字眼，主張個性張揚，強調獨立思考，似乎就像政治正確一般，指導著每個人找到自己所謂的主體意識。不信，你看看阿蘭德波頓，看看斯皮瓦克，再看看大陸的某些公知們。

然而，也正是這些自我標榜為“文化人”的公知們，正在利用“情懷”、“多元化”的誘惑力，為自己的經濟利益所服務。這些文化商人們，或屈服，或主動投身于資本和商業邏輯的懷抱中，通過情懷的表象，欲蓋彌彰地遮掩著其商業目的。更為可笑的事，有不少人最終還變得自欺欺人，迷醉在短暫的自我精神歡愉中，變得不能自拔。

不信，大家看看一則《商業周刊/中文版》對韓寒的專訪，導語寫著：“當初，韓寒不喜歡被稱作“商人”，他總是極力地表現出自己與商業的格格不入，比如不印名片，不做簽售......然而在這次專訪中，他完全沒有掩蓋與商業的曖昧關系。”

有人說了，商人怎么了？現在又不是“士農工商”的時代，商人難道不比你們這些窮酸秀才有權有勢？我不否認金錢在這一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如我從未否認這個社會的市場邏輯就是錯誤的，不應該被提倡的。我對這些“文化商人”所真正反感的地方，在于他們總是不敢撕破自己“文化人”的假面標簽，用依托“文化人”、“思想者”這種類型的標簽，來掩蓋自己商人的真面目。

相比之下，倒是羅永浩和郭敬明值得我去欽佩，至少他們不會去否認自己商人的身份。尤其是羅永浩，將微博交給他人，自己明確表示不再是意見領袖，而是一名文化商人，在我看來，活得坦蕩。

4.如我上文所說言，這批假借“情懷”的“文化人”，紛紛倒向資本和商業邏輯的現象，和技術對于信息傳播行業的重新洗牌，都暗含著一種在思想界多元性的表征外，實質的標準和邏輯單一化趨勢。

這某種程度上暗示了思想和信息經過重新洗牌后，在未來具備的某種巨大市場潛能。比如說，許多媒體開始建立自身的數據分析實驗室，比如說，中國文化產業市場的紅火，再比如說，智庫開始成為許多媒體所著力的重點欄目。

似乎，大家都認識到了文化產業市場背后的巨大利潤，紛紛蠢蠢欲動。“文化人也能致富”的宣言，成為了每一個有思想的個體最終馴服于商業邏輯的極佳誘惑。有的坦率，有的扭捏，半推半就，活生生一出偷情戲。

而這種多元外殼下掩蓋的單一商業邏輯，對思想造成的影響是深遠的。在這種趨勢下，但凡有野心的文化人，最終都必須依靠商業邏輯，轉變為“文化商人”才能生存，否則其便缺乏話語權。可當獲得話語權時，這些既得利益者們卻變得保守而小心翼翼，不再利用話語權來反思，反而進一步推廣其“市場化思維”。在這種再生產中，商業邏輯取得了完全勝利。

所以面對這個技術洗牌和商業邏輯主導的消費者社會，人們亦步亦趨，紛紛向著“庸眾”的道路所前行。成為王小波口中的那只“特立獨行的豬”，不過一種奢望；因為每個人最后特立獨行的方式都是相似的，到了最后，大家變成的，不過是豬罷了。

閻連科的質疑仍擲地有聲：“我們所要提問的，不是這個社會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人，而是，為什么沒有那樣的人”。一個社會，為何在所謂的多元化表象外，最終都屈服于某種單一化的邏輯？難道福山說的“歷史終結”，以及背后暗含的形而上假設，都能最后被證實？

5.至少我不相信這一點。

對我來說，中國所處的這個大數據時代中，提供的一切數據分析和挖掘，最終所給予我的，不過是社會分析和自我剖析的重要參量，而重要參量本身，并不是決定性的，我個人對自我思維復雜性的了解，能讓我做到不亦步亦趨，行為不被外界輿論所導向。也許我無法做到表象的“特立獨行”，但至少，我愿意嘗試過著一種“抵抗”的生活方式，并且真誠相信這種抵抗對于我的獨立思考而言倍加重要。

而這種主觀性的真誠相信，對我的生活而言，就是有意義的，有作用的，也是有力量的。

相信個人本心的力量，在中國社會這個大數據和單一邏輯導向的時代，顯得愈發重要，這不僅僅停留在那種“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的心靈雞湯中。這個大數據的世界，仍需要溫情，需要人的力量。基于思維的復雜性，在這種大數據的量化霸權下，人類仍能尋覓到足夠的空間進行生存和進化；同樣的，真正的個體性和多元性表達，不必要通過商業邏輯，奪取所謂的話語權才能實現。我相信本心的力量，正如我相信，真正文化人的主體性表達，既不在叛逆，也不在屈服，而是經過充分的考量后，仍能堅持自我，不被觥籌交錯的社會浮躁所迷離，做一個真正的思考者和批判家。

而當一些不屈從于技術的簡化思維和文化商人的資本邏輯的思考者出現并提出相關反思時，這個社會就不至于冷酷無情，技術和所謂的文化商人，也就不會阻礙人繼續思考的能力。